中朝关系溯源
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实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封于朝鲜故事。在中国，“箕子朝鲜”一事由于与西周的关联而被着重记载于史籍，孔子以后这些史籍被选定为儒家经典。在朝鲜韩国方面，记载了箕子朝鲜内容的《三国史记》等书编成于11世纪以后，应当是接受了中国儒家的记载而来。这段史实经文化学等多方考证，可确证为信史。
古代朝鲜历史与中国历史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其间虽国土、政权屡有更迭，但始终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韩半岛，举凡礼制、政治制度、经济、科技、艺术、风俗等，均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自新罗、高丽王朝以来，“虽域居海岛，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 ，他们以能够记诵中国古典文学的章句或吟咏中国诗歌而自豪。1392年，在明朝的帮助下李成桂夺得政权，并向明称臣。明太祖朱元璋钦定了“朝鲜”作为李氏政权的国号，这是“朝鲜”作为国号的开始。明定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朝鲜尊明为永世的父国和天朝，采用明年号，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至此后700年再无大变更。李成桂制定了与明王朝和睦友善的邦交国策，积极输入汉文化，努力发展朝中睦邻关系，开创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为亲密的时代。公元1400至1418年在位的李朝第三代国主李芳远是明正式册封的第一位朝鲜国王。李氏朝鲜以新儒学思想为立国之本，李成桂把建立儒学机构放在第一位，以创立一个儒教国家。李朝名臣徐居正尝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朝鲜风俗也类似中国，“崇尚信义而笃儒术”、“衣冠制度悉同中国”。
中华文明对朝鲜的深远影响，在《大长今》一剧中可说是俯拾皆是：
首先让我们倍感亲切的就是剧中长今所书写，频频出现于厅堂字画条幅、大臣表章、往来信函中的大量汉字。不仅字形与我们使用的毫无二致，甚至字意也完全相同。古代朝鲜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章、文艺、科技书籍都使用汉字记载。新罗神文王时代的薛聪发明了古代的朝鲜文字“吏读”，这是汉字以新罗语音标表记，汉文以新罗语判读的方法。吏读的创始，使得会解读中国九经的朝鲜学者出现了。公元1443年，朝鲜国王世宗李祹命集贤殿学士创立了由11个元音和14个辅音组成的朝鲜表音文字，这种钦定文字于1446年颁布之时，称为“训民正音”。然而，儒家学者大为反对，认为朝文字母会妨碍儒学研究，统治阶级仍然只限使用汉字。妇女、儿童使用拼音字，用拼音字书写的文章叫“谚文”，受人歧视。官方书面语言仍然是中文，就像拉丁文写自己语言的手段，创作了讴歌王朝建立的用朝中两种语言写成的颂诗《龙飞御天歌》，并把《释谱详节》（佛祖生平片断）一书译成朝文，这两本著作为朝鲜文字的实际使用奠定了基础。训民正音的颁布并未明显弱化汉字在朝鲜文化中的地位，直到近代，朝鲜仍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的国家。不仅公文如此，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亦复如此。朝鲜的统治阶级、两班使用汉字写信、创作，派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选用汉语造诣高的官员担任。他们与日本的儒学家、僧侣之间用汉字笔谈，并即席创作汉语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