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兰兹·鲍亚士是美国人类学之父,那么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年)就是人类学之母。为了探究人类的本性和文化的多样性,米德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偏僻地区的当地研究事业。
晚年,由米德亲自撰写的该自传展现出了她对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的热爱和对家人和人类学的真挚且炙热的爱。她在长达50多年的岁月里,寻访了连男人都很难承受的危险和孤单的偏远地区村子。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新几内亚的塞皮克(Sepik)河边与马努斯岛,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上,她用毕生的心血去进行试验和研究的男女文化性差异与养育、文化与基质的关系,给当时被弗洛伊德心理学所支配的人类科学投出了新的疑问。
米德如她自己的人生所展现的一样,对于性和婚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她认为随着人类的寿命被延长,一夫一妻制能够持续一生的可能性会减少,还劝告人们不要对婚姻抱太大的期望并且要预备结婚。实际上,她是牧师志愿生,与在当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热诚的人类学家利奥·弗辰(音译)、格利葛利·贝特森结婚等共结过3次婚,又都离婚,但与众前夫和他们的新伴侣都维持良好的关系,度过了新形态的挑战性人生。
在该自传中虽然没有记载,但米德的研究经常通过实践性的社会参与被付诸到行动,直到晚年为止她一直没有停止参加社会活动。她不仅担任了美国人类学会与美国科学振兴协会会长,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会员,并且还参加了世界教会协会等10多个组织。米德巡回世界,就宗教与女性、犯罪、饮酒、婚姻问题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大众演讲,并向女性杂志《Red Book》坚持投稿16年之久,为伸张女性人权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米德将人类学广泛地传播给了大众,因此,美国社会得以从狭隘的文明优越主义中摆脱出来,去看外面的世界,并关注其他文化。
1978年11月,米德因胰腺癌走完自己的人生时,曾进行实地调查的南太平洋马努斯岛村民们为她举行了只有在大酋长去世时才会举行的为期5天的葬礼,来表示哀悼。她去世以后,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发行书籍来批评米德的萨摩亚群岛研究纯真到根本让人无法相信,《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上报道了此事,令“米德的神话”再次经历了巨大的争议。但再次前往萨摩亚群岛进行验证的人类学家们证明了她是对的,她的研究非常客观,是位非常优秀的研究者。
米德的自传具有丰富的文学性,细心观察了生活,富有对学问、人类与世界的洞察力,让人从内心深处深刻体会到为什么米德能够作为人类学之母至今还依然受到尊敬。她对于自己停留过的地方,无论是哪里都想作是自己的故乡,并以充满热情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