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日本的同化政策

　由于日本对亚洲大陆发动侵略战争开始扩大到太平洋，日本进一步加紧了对韩国的控制。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要把韩国变成它在亚洲大陆进行侵略的后勤基地。这是日本在韩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

　　日本以沈阳的一起捏造的挑衅事件为借口侵入满洲，不久便侵占了整个满洲，这一冒险活动是由于日本要在国外为国内的经济萧条寻找一条出路而引发的。

　　日本垄断资本流入韩国，为侵略亚洲大陆制造军火。在韩国，由于日本剥削造成的贫困，有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在一些制造业中，已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但这是一种适应殖民主义的“附属性的”工业化。

　　日本把它侵略亚洲大陆的战争从满洲推进到中国中部。在30年代，在韩国的侧重点由食品制造逐渐转向诸如机械、化工品和金属这样的重工业。1939年，重工业占了整个工业的50%以上。农产品产值逐渐下降，从193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60%下降到1942年的32%.

　　尽管工业部门有明显的进展，但是本国资本的投资额却微不足道。随着战争的继续，对韩国劳工的剥削变得更加残酷。韩国人被排除在技术性工作岗位之外，被迫干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却不到日本同类工人的一半。当局大力推行工业发展是与推行增加稻米生产这一殖民地农业政策结合进行的。

　　随着战局转为对日本不利，他们用“供出”即“定额缴纳”的办法从农民那里榨取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农民为了完成指定的定额，被迫施用昂贵的化学肥料来种水稻。

　　1944年3月，日本人为了确保军需供应，对主要的采矿和制造工业规定生产定额，并把中小企业合并。对殖民地工业进行了调整，把重点放在钢铁和轻金属工业以及原材料的生产上。在对经济进行这些限制的同时，还进一步剥夺思想自由和公民自由权。

　　在1937年侵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人开始压制宗教和信仰自由，代之以强迫韩国人民到日本神道庙去朝拜。1938年，中学课程中取消了韩语教学，从1941年4月起，强迫韩国学校完全采用日本学校的课程。

　　随着战争变得更加激烈，1943年3月颁布了教育法，使对韩国人的教育适应日本的战争体制。小学里不再教韩语。

　　但是，总督府的这种高压政策必然引起持久的抵抗。许多人被以“企图实现解放韩国人民的野心”这种罪名逮捕。在压迫最厉害的时期（1937-1945），民族主义者表现最活跃。1941年，思想犯预防拘禁令公布实施，在首尔建立了一座预防拘禁监狱，几乎所有的抗日积极分子都被关进了这座监狱。总督府宣布说，实行预防性拘禁是为了把这些不守法的“思想犯”与社会隔离，惩戒他们。这是一场从韩国人头脑中根除独立意志运动的第一步。

　　1942年，总督府受日本政府的中央行政控制，大规模动员韩国人力物力纳入日本的战争努力。从1943年起，韩国青年被征入日本军队服役，1944年1月20日的学生法强迫韩国大学生从军。

　　根据日本的全国总动员法，韩国劳工被强行从韩半岛拉走。强征劳工是1939年开始的，许多人被运往日本，萨哈林岛（库页岛）或东南亚。截至1945年8月15日的统计数字表明，有4，146，098人被分派在韩国境内，有1，259，933人被分派到日本。韩国工人大多数被派到日本的煤矿劳动。一些人至今仍留在日本和萨哈林岛。

　　中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也不得不迁到那里。1941年8月28日，韩国临时政府响应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联合宣言，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承认韩国政府，要求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以进行抗日运动，并要求韩国在战后参与决定韩国的命运。

　　在日本对珍珠港发动偷袭后，韩国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欧美联络委员会，以便在欧美各国积级展开外交工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项援助协定，同时努力设法加强政府的内部组织。美中英三国领导人1943年在开罗举行会晤时，临时政府的金九寻求蒋介石的帮助，而联络委员会主任李承晚则令郑翰景前往开罗，去促进韩国的独立事业。经蒋委员长的提议，三国同意在开罗宣言中加进主张韩国自决和独立的内容。

　　1944年2月，临时政府吸收了一些左翼人物入阁，组成了某种联合内阁，由金九任主席，金奎植任副主席。1945年2月，临时政府正式对日本和德国宣战，参加实际战斗。1943年后，5，000多韩国军队参加了整个中国战区的作战。被强征加入日本军队的韩国大学生和青年从自己所在部队开小差参加了中国抗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