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外国缔结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对韩国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谴责主要的当政者试图依靠外国势力实行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民富裕和增强国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关心的事是使现代改革开始进行。闵氏家族在发生军队反叛以后严重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军队占领了首都。
在中法之间爆发战争时,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同这些改革派谈及发动政变的计划:当时中国虽已从韩国撤走了部分远征军,但是它继续保持的军事实力仍远远超过日本人。
改革派策划在1884年12月4日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暗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显要官员,但是这项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宫谒见高宗(1863-1907),极力要求他允准他们的改革方案。
12月5日,在军队指挥官们和大臣们前去朝见国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宫廷大门之内暗杀了他们。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没有宣布他们的14点综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载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难。
日本通过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了同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该条约中商定:(1)双方同时把远征军撤出韩国;(2)双方不派教官去训练韩国军队:(3)如果一方决定派军队去韩国,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凯仍留驻首尔,干涉韩国内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风,随时准备抓住一切适宜的机会进行侵略。
日本业已巩固了它对韩半岛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韩国的生产来满足日本对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随着日本人口的增长,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应地飞速增加。韩国大米质量比日本大米好,价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开始使韩国农民依赖日本资金,用高利贷手段剥削他们。日本还通过第一银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开设的分行,廉价收购牛皮以供军用,廉价收购黄金作为日本银行的储备金。
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转销欧洲货(尤其是英国货)和美国货。日本后来把这些欧洲商品留着从本国消费,逐渐以质量低劣的日本货取代欧洲货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杂品。
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最终使韩国农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当咸镜道和黄海道农作物歉收时,日本政府却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谓损失为由,索取了高额赔偿。大多数农民由此陷于贫困境地,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由韩国统治阶级造成的,因此向他们发泄怒气。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起义。在从1884年政治动乱到1894年这段时期里,各道都一再爆发农民斗争。